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mínzhǔ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(wèi)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(yuǎnjiànzhuóshí)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(jíměixuécūn)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(gémìnglǐxiǎng)的(de)实践(shíjiàn)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(jiàoyù)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(jìniàn)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(xiàmén)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(de)司令部,市(shì)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(zhīchí)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(yánzhe)海岸(hǎiàn)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(zhèngzài)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(gēqiǎn)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(de)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,其间,厦门籍商人(shāngrén)李(lǐ)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(yìnyǒu)“革命军(gémìngjūn)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(guāngfù)。
1914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(wèi)福建支(zhī)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(xuānchuán)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(qí)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(gǔlàngyǔ)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(chéngwéi)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(dìshuō):“华侨是革命之(zhī)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(dàlìzhīchí)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(dōngnányà)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(yě)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(shēnshòu)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(jiànlì)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(zài)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(qí)主体建筑(jiànzhù)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(làxiàng)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(chéncuìfēn)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,自1892年(nián)起(qǐ)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(rén)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(chéngwéi)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(yóuyú)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(dìyībǎn)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(xiàmén)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(yǐngxiǎnglì)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(zài)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(de)(de)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(yú)一位革命领袖(gémìnglǐngxiù)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(línshí)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(nánjīng)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(dānrèn)厦门大学校长(xiàozhǎng)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(shízhí)军阀混战,闽军与(yǔ)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(dàběnyíng)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(zhǎngguān)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(wùrǎo)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(wèi)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(jǔxíng)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(shì)“教育(jiàoyù)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(gèng)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(zhōnghuìguò)发展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(bǎinián)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(shì)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(shèxiǎng)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(xiàmén)有(yǒu)深广且良好之(zhī)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(fùdì)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(yàxìyà)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(dàdǐ)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的(de)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(xiànshí)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建立(jiànlì)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(zhèngzhìfǔbài)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(shíyèjìhuà)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(lùxiàn)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(shūniǔ)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(xiàmén)这座城市(chéngshì)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(wèi)厦门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(chéngshìgōngyuán)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(mìngmíng)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(niándài)的中山路,同样(tóngyàng)以(yǐ)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(dàtóng)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这位(zhèwèi)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(jíměi)孙厝、中山华侨(huáqiáo)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(mínzhǔgémìng)的伟大先行者,为(wèi)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,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”: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(yuǎnjiànzhuóshí),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,集美学村(jíměixuécūn)传承着教育救国的理想……
从革命理想(gémìnglǐxiǎng)的(de)实践(shíjiàn)到港口建设的推进,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(jiàoyù)事业的传承,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,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(jìniàn)合影。
孙中山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(zhǐhuī)战斗
1900年,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,孙中山首次到台湾(táiwān),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,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闽时,潜渡厦门(xiàmén)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(de)司令部,市(shì)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,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,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方便,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孙中山抵台后,与台湾总督府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,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假意支持(zhīchí),企图借起义军(qǐyìjūn)攻占厦门(xiàmén)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,惠州爆发起义,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,沿着(yánzhe)海岸(hǎiàn)向东挺进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,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(zhèngzài)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,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,导致惠州起义失败,厦门起义付诸东流,孙中山前来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(gēqiǎn)。
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(de)首次台湾之行长达一个多月(yígèduōyuè),其间,厦门籍商人(shāngrén)李(lǐ)(lǐ)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,后成为台湾茶业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时,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的茶商,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,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,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,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(zhōngshān)全书》上下册
关注厦门的革命(gémìng)活动
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革命活动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。1911年11月14日,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(yìnyǒu)“革命军(gémìngjūn)”白布条的群众,在修筑(xiūzhù)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,厦门光复(guāngfù)。
1914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(sūnzhōngshān)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,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任教的叶青泉为(wèi)福建支(zhī)部长。1917年,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,急需一个宣传(xuānchuán)阵地,孙中山密友许卓然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,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,使其(qí)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,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,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”,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,当时的秘密活动点就设在鼓浪屿(gǔlàngyǔ)笔山路。1922年,陈炯明叛变,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,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,要求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闽南华侨成为(chéngwéi)孙中山的革命挚友
孙中山曾感慨地说(dìshuō):“华侨是革命之(zhī)母。”言之确凿,在他所领导的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,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(dàlìzhīchí),这其中就包括闽南华侨。
东南亚(dōngnányà)作为闽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,也(yě)是孙中山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(shēnshòu)孙中山感召,或投身革命前线,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,与孙中山建立(jiànlì)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在(zài)这些闽南华侨中,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,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,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坐落在翔安,其(qí)主体建筑(jiànzhù)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新加坡同盟会(tóngménghuì)旧址复建,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(làxiàng)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,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陈粹芬(chéncuìfēn)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,自1892年(nián)起(qǐ)便坚定追随孙中山,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,她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,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,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(rén)”陈楚楠,1906年成为(chéngwéi)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会长,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(yóuyú)当时政局持续动荡,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头的《江声报》(1933年2月1日第一版(dìyībǎn)局部)
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助力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兴学
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(xiàmén)籍华侨中,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、最具影响力(yǐngxiǎnglì)的一位。
1909年,陈嘉庚在(zài)新加坡晚晴园结识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,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,陈嘉庚剪去发辫,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其政治生涯的(de)(de)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,他积极捐款捐物,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1911年,孙中山从法国返回上海(shànghǎi)准备筹组新政府,途经新加坡,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(yú)一位革命领袖(gémìnglǐngxiù)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,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后,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(línshí)大总统,准备从上海往南京(nánjīng)就职。12月29日,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急需用款的电报,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1912年,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故乡集美,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(gōngzuòrényuán)介绍,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(de)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,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(dānrèn)厦门大学校长(xiàozhǎng),而林文庆此前已收到孙中山邀请(yāoqǐng)他襄助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,林文庆决定发电报给孙中山,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,同意林文庆到厦门大学任职;第二次是1923年,时值(shízhí)军阀混战,闽军与(yǔ)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,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,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和平之村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,并由陆海军大元帅府(fǔ)大本营(dàběnyíng)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(zhǎngguān)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,“倘有战事,幸勿扰(wùrǎo)及该校,俾免辍废,则莘莘学子,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1956年,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诞辰90周年之际,中央有关部门专门成立纪念筹委会,陈嘉庚被委任为(wèi)副主任。同年,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代表联合举行(jǔxíng)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,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,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,既是(shì)“教育(jiàoyù)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,更(gèng)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(zhōnghuìguò)发展蓝图
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,百年(bǎinián)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(shì)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(上下册),其中收录了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对厦门的设想(shèxiǎng)。
孙中山写道:“厦门(xiàmén)有(yǒu)深广且良好之(zhī)(zhī)港面,管有相当之腹地(fùdì),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,富于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(yàxìyà)半岛之频繁贸易,所有南洋诸岛,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(dàdǐ)来自厦门附近,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,穿(chuān)入腹地煤铁矿区,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,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矿区之一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,使能联陆海两面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这一规划,不仅是对厦门港地理位置和(hé)自然条件的(de)高度认可,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(dǎzào)的图景,如今都已被现实(xiànshí)超越,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在《建国方略》中,孙中山还提出在厦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规划,包括建设厦门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,推翻清廷后建立(jiànlì)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(zhèngzhìfǔbài),孙中山的实业计划(shíyèjìhuà)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(yīngshà)铁路全线通车,其路线(lùxiàn)与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。目前,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,确立了沿海铁路枢纽(shūniǔ)的地位,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鹭岛(lùdǎo)多处“中山”印记
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,到孙中山铜像和相关地名,厦门(xiàmén)这座城市(chéngshì)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。
作为(wèi)厦门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(chéngshìgōngyuán),中山公园始建于(yú)1927年,历时4年建设,于1931年开放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弘扬“天下为公”精神(jīngshén)而命名(mìngmíng)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,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,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,并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,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始建于1920年代(niándài)的中山路,同样(tóngyàng)以(yǐ)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,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,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(dàtóng)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和命名,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这位(zhèwèi)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,鼓浪屿图书馆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,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,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目前,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,分别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(jíměi)孙厝、中山华侨(huáqiáo)公园和集美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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